抗战时期的武汉七位老邮人

吴荣先

近日读到一篇邮文，将武汉的几位老集邮家任福田、姜士楚、姚秋农、陈维瑞、范友琴、屠鼎芳、乐美琮等一股脑儿归并到子虚乌有的“重庆陪都邮学会”，说他们抗战时齐聚重庆大后方集邮。这样“改写历史”，不仅当事人莫名其妙，连正在编写《湖北集邮史》的同仁也感颇迷惑。我正好补写抗战部分史料，赶紧再三核对史实，将七人抗战时的去向确认。现借《湖北集邮史》问世之际，简述如下，以正视听。

抗战时期，动乱不安，难有集邮大好环境。邮人或被迫留在沦陷区，或远离家乡，流浪远方。上述邮人，任福田、屠鼎芳在武汉，姜士楚在贵州，陈维瑞在新疆、姚秋农、乐美琮在重庆，范友琴在四川，他们一方面应付生计，一方面坚持集邮。

,据《湖北集邮史》载，“新光”第1131号永久会员任福田在抗战时期，任职于汉口中国实业银行，与任职于汉口特三区（原英租界）颐中烟草公司运输部的“新光”第1285号永久会员王培德，同为新光会湖北汉口代理处负责人。为联络邮友，取得信息，任福田在多家集邮刊物刊发征求邮品的广告。1940年12月15日，由任福田、吴雅南等“新光”会友们的发起倡议，在汉口法租界新亚饭店举行了一次较有影响的邮品拍卖会，“新光”会内外邮友70余人闻讯出席，此后，他们曾仿照上海租界内的“新光”会友们举行聚会的方式，在本地时常聚会座谈，以增进邮谊。

1942年初，任福田因事从汉口返浙江老家，途中曾在上海停留小住，并应邀与张包子俊等在沪“新光”会友在南京路“新雅酒店”聚会，详细介绍了武汉当时的集邮概况以及在汉“新光”会友的活动情况。

1941年4月出版的“新光”会刊《新光邮票杂志》第8卷第7－8期合刊上，任福田发表了一篇题为《汉口集邮同志举行复品拍卖志盛》的短文，署名“福田”，报道了沦陷时期，在汉口法租界一带的武汉集邮者主办的一次邮品拍卖会。这次拍卖活动，从筹备到举办不及半个月，虽准备时间仓促，但气氛热烈，并取得了可喜成绩，开创了湖北省邮品拍卖的先河，给当时在汉的“新光”会友以较大的鼓励。

1978年日本山田清吉出版《武汉兵站》一书，记述1945年初，他替在日本的大儿子泰美与任福田交换邮票的一段往事。山田清吉是原侵华日军大尉，曾于1944年至战败时任日军驻武汉兵站副官，专管武汉日军后勤文娱、慰安妇等事务。山田清吉所驻扎的兵站设在江汉路，与任福田先生所工作的银行相距较近。文中记述，“我大儿子泰美，想让我寄一些中国邮票回去，并寄来了一些日本最近发行的纪念邮票，我拿着这些邮票，拜访了在中江实业银行任主管的任福田先生。”在与任进行笔谈的同时，山田清吉欣赏了任福田的许多邮票，因为有很多复品，所以，不论哪种，“我也就不客气地拿走了许多”。作为补偿，山田清吉也将日本发行的“攻占新加坡”“教育敕语发布50周年”“日本纪元2600年”等纪念邮票送给了任。山田清吉在文中还写道：“后来在他给我看的一册各国邮票专集中，我送的那些日本邮票他早就已经有了，使我感到很惊讶。毕竟中国人还是很大度的。”这段辛酸的往事，每当任先生提起，就感到十分愤恨。山田吉清的回忆，反映了日本侵略中国的一个侧面。

屠鼎芳1928年开始集邮，在武汉集邮界颇有名气。他藏品丰富，邮识深厚，对后学集邮者诲人不倦，不少人尊称他为屠老师。屠鼎芳曾撰写“集邮的回忆”一文，刊登在第8期《金城邮刊》上，记述他在桂林疏散时，将轻便行李，随身携带，较重的书籍杂物等，以及所集的各种版明信片，（包括单片，双片）特制片，风景片，销戳纪念片，各种实寄封，邮刊杂志年鉴等，均收拾书箱内，都装入华成电器厂由柳州疏散往金城江的车皮内，但因抗战阻敌，火车无法西驶，奉命破坏，屠鼎芳十余年的心血所集的片封书籍，及各地邮友寄来而未及清理之书籍及票品等，就与华成厂的电器机械，全部同归于尽，损失惨重。

1944年6月－11月，屠鼎芳，范友琴，乐美琮，姚秋农，陈维瑞（从新疆迪化）分别加入在兰州的金城邮票会与贵州的金竹邮票会。乐美琮多次向该邮会捐款，屠鼎芳、陈维瑞则积极向会刊《金城邮刊》和《金竹邮刊》投稿。陈维瑞在1945年6月出版的《金竹邮刊》上，一连发表4篇关于新疆邮坛有关的短稿，引人注目。范友琴还是甲戌邮票会1371号会员，住在四川合川兴发街85号。其中，屠鼎芳的儿子屠德钧，范友琴的儿子范希白，均子承父业，成为武汉著名的集邮者，邮集多次在湖北省武汉市邮展中获奖。

姜士楚1916年7月生于福建省福州市。14岁时开始集邮活动，以收集中国早期邮票为主。1938年7月进汉口邮局工作，任当时的邮局汽车站机工监事。10月，武汉沦陷，撤退至西南大后方。抗战时期，在贵州工作8年。时任邮政汽车站站长、汽车修理厂厂长。他一直坚持集邮，参加了多个邮学会。1944－1945年，他在贵阳邮局第一汽车修理厂工作期间，积极参入金竹邮学会的活动，他在《金竹邮刊》上连续发表“新邮报道”，并撰写“邮政点滴”的专栏稿件。

姚秋农青年时代开始集邮，早年加入新光、甲戌邮票会。1938年冬武汉沦陷前迁居重庆，开设银光照相馆。抵渝后积极参加当地集邮活动。主要收集中国邮票及商埠邮票，藏有红印花小4分横双连旧邮票、红印花5元倒盖、中信版16分无齿样票9方连及多种孙中山像加盖邮票的珍品。1945年在重庆买到过一枚“2 元纽约版中心倒印”邮票，是抗战时期重庆最活跃的集邮家之一。

乐美琮1931年16岁时从浙江到汉口定居。1934年开始接触邮票，与邮票结下了不解之缘。抗战伊始，他从武汉到重庆，先后任《商务日报》、正中书局营业主任等职。在重庆期间，受集邮界“三赵”（赵善长、赵达甫、赵翔云）的影响，改集国邮，专有所成。1943年在重庆民权路开设艺光邮票社，兼营图书。寄售的邮票收费低廉，出售定价公道合理，备有售品目录。

他们二人在重庆积极参加与筹组集邮组织，特别是姚秋农，撰写了大量学术论文，参入多种集邮学术研究，在重庆集邮史上留下了深刻一页。

研究邮史，除了依据历史文献如老邮刊、档案材料，旧报纸等以外，还要采访当事人或者当事人后代，我们在编写《湖北集邮史》过程中，几乎翻检了所有能找到的老邮刊，在浩瀚的文字海燕中寻找老邮人的踪迹，我们还到图书馆、档案馆查询，在网上搜索，到老邮人家中多次拜访，最后的稿件再请当事人或其后人过目。《湖北集邮史》的出版，终于使某些被遗忘、被散失的历史得以还原，那些随心所欲，胡编的“邮史”，也必将进入历史的垃圾堆！